——记迁兰老职工孔繁荣同志



　　当我第一眼见到孔师傅时，确实有点出乎预料，感觉他与一般的老人有所不同。他满面红光、乐观向上，浑身上下透出 一股坚毅和刚强。谈起佛慈迁兰的情况,他思维敏捷，谈笑风生，没有显现出一丝忧郁和伤感，更没有流露出半点抱怨和遗憾，对曾经选择佛慈、支援大西北建设而感到无怨无悔。
　　1951年，高中毕业的孔师傅经亲戚介绍进入上海佛慈大药厂工作，起先在生产一线当工人并业余搞一些工会工作，1952年经组织考核决定兼职厂里的工会主席。孔师傅经常到区上参加各种会议和学习，因此,思想认识和觉悟不断提高， 1952年10月被吸收加入“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”并担任联合支部的组织委员。1956年2月，区委领导找他谈话协商有关支援大西北事宜，孔师傅当场就表示服从组织决定，愿意积极投身支援大西北的建设。在动员群众时，他先找熊锡金、刘龙根两位党员沟通交流，统一思想，制定方案，分头实施，先做家人的工作，然后，再挨门逐户分头去做其它职工的思想工作，帮他们理解党和政府“支援大西北建设”这项决策的重大意义，帮他们解除各种顾虑。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孔师傅说：那个时候我们所做的这些看似很平常的动员工作，的确非常有成效，它为佛慈顺利迁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　　在佛慈迁兰后的一年时间里，由于条件艰苦，水土不服，部分迁兰职工的思想产生了波动,“留”还是“走”曾经是来兰职工犹豫不决的问题。但孔师傅一家四代(包括孔师傅的母亲)举家迁兰，“扎根兰州、建设佛慈”算是铁了心了，因而与一些急着想回上海的人产生了分歧，也发生过一些争论，但最终一部分人还是不打招呼悄然无声地回去了。虽然孔师傅很痛心，但设身处地想也怨不得他们。毕竟这部分同事远离家人，孤身来兰，对大西北的气候不适应,他们虽然走了，但对佛慈还是有所贡献的，特别是在整修厂房、搬运设备、清洁卫生等方面也都是出过力、流过汗的。为此,孔师傅鼓励留下来的同志，希望大家在艰苦的环境下，同甘共苦,同舟共济,努力工作。
　　1957年春，兰州市电力部门为了改造供电设施，要求用户避开白天， 晚上开工。当时工厂只有一个生产车间，下设若干个生产班组，每个生产班组都由迁兰职工来负责管理。除了手把手地向新工人传授制药工艺和技术，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外，还要安排好自己白天的生活、组织好夜班生产。对此，孔师傅以自己的行动，率先垂范、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克服困难，努力工作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大家想工厂之所想，干工厂之所需，克服疲劳，连续作战，生产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而且工作质量也一点没有降低，产品批批合格。在日常的工作中，他总是根据每个生产班组的设备生产能力，人员技术状况，合理安排生产计划，科学布局，统筹协调，使得每个生产班组都能顺利完成定额任务，并且经常超额完成生产任务。
　　1958年，孔师傅被领导安排到生产计划股当股长，一段时间后，由于领导的变更又被安排其到新成立的“麻黄素车间筹建组”担任会计。孔师傅虽说有点不情愿，但考虑到实际需要，他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的工作当中。不到半年，由于接替他工作的同志能力有限，厂里不得不将他调回计划股继续干老本行。常言道：好马不吃回头草。按理说这回可该孔师傅“牛”一把了，可以一口回绝或借机提出点要求，但他却丝毫没有这样的想法，而是义无反顾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。他常常说：“只要为了佛慈，无论让我干什么工作，我都会尽心尽力、尽职尽责地去干”。
　　在那极左思潮严重的年代，孔师傅因“家庭出身”及海外关系曾经受到过非常不公正的待遇，即便如此他还是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毅力挺过来了。因为他坚信，黑暗终究会过去，光明终究会到来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孔师傅获得了新生，不但恢复了正常工作，1983年—1984年还先后担任生产科长和厂长助理，分管人事、劳资、供销等多项工作，由于他常常深入基层，果断决策，现场解决销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使企业产品销售额每年以25%的速度递增。曾经创造了佛慈历史上产品销售额之最。由于考虑到孔师傅的技术能力和为佛慈作出的贡献，到了退休年龄后仍然被厂里聘用，一直干到接替他工作的同志熟悉了业务，独当一面时，才离开了佛慈，离开了他一生挚爱并为之奋斗的岗位。
　　孔师傅的一生，可以说是与佛慈相儒以沫、同舟共济的一生，从年轻时投身佛慈、建设佛慈，到年老时关注佛慈、关爱佛慈，可谓是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。虽说在佛慈发展历程中，孔师傅也曾遇到过许多曲折和坎坷，受到不少挫折和磨难，但面对困难不低头、面对挫折不气馁，忍辱负重、勇于拼搏，为自己书写了平凡而有意义的一生，直到现在他还始终惦念着佛慈，每当拿到《佛慈报》时，还是一字不落地仔细阅读，了解佛慈最新发展动态，他的心始终和佛慈紧密相连。
　　如今,孔师傅已年逾花甲,安度晚年。有人常常问他“对当初支援大西北、建设大西北的选择是否感到后悔？”这个和蔼慈祥的老人总是微笑地说“看到美丽的兰州，腾飞的佛慈，我无怨无悔。”